《半生旅尘》自序 - 罗庚华
作者(编辑):站主 | 时间: 2017-09-11 16:28

        约摸为某月某日吧,读到一篇评说近年来人物传记泛滥成灾的妙文,要旨是: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并非每一个人都应当和都值得写一部传记。因为地球太小,而地球上象永恒的河流一样奔腾不息的人又太多太多,如果毎个人都写一部传记,要么这个小小的地球“无法承载”传记重荷;要么这些大作刚刚在印刷厂堂而皇之跑岀来,又急匆匆完美无缺当作废纸“跑”进造纸厂去。文中特别提及的是,时下一帮主持人、歌舞影视明星之类,无论自己的人生经历怎么简单苍白,无论自己甚至写不出一个几个完整的句子,也无论二十三十郎当岁刚刚在人生旅途上踩出几行浅薄的脚印,便急不可待扭捏作态写起自己的传记来。这些人除了拿自己在某个角落有点名声来沽名钓誉大赚白花花的银子而外,其传记对社会对文坛对他人其实并无多大禆益。

这就是说,就人这个偌大的群体而言,除少数推动历史推动社会前进的巨人、伟人以及一些一生轰轰烈烈、经历奇特曲折、大起大落,书之能警世劝世醒世者而外,绝大多数绝大多数,皆为平庸等闲之辈,大可不必动辄就写传记。

        颇有自知之明,是本人许多优点中之一大优点;平凡、平庸则是本人心身中潜藏着的孪生兄弟。但,要为自己写一部传记的念头却萌生已久,到了半百之年纪,斯念头更是迅疾疯长,象春笋的尖尖,时刻在心底往上拱动、拱动,大有不“出土”、不长成“参天大竹” ,便坚决拱动不止之势!

        由是,便写。

不过,本人写传记,绝无华众取宠之心,也无借此赚点白花花银子之意。无非是将本人半生旅途的毎一风雨历程,旅途中每一驿站的歇憩和休整,数十年遍尝过的酸甜苦辣百般滋味,以及对社会对人生千千万万类类种种事物的感悟、感知、所想、所为等等,挥动“实事求是”之笔,如实地将它们记录下来。一为藏之书柜,传之后人;二为我们铁塘罗氏五房头罗氏家族多少代来没繁衍出一个“写书匠”,直到我父母亲这对或许可称之为“优秀生产者”的“优秀夫妇”,才“生产”出一个能写点东西的罗庚华来。于是,这个罗庚华决计:决不辜负烈祖烈宗,决不辜负好不容易才生出这么个儿子的父母亲,决不辜负似乎也能写点东西的自己。如此这般,罗庚华便决定毫不含糊理直气壮为自己写它一部传记!

 

目  录


卷之一  关乎主人翁一生的前辈们

第一章       清俊贏弱的父亲

第二章       聪慧精明、仁慈刚强的母亲

第三章       相貌超群,谈锋超人的外公及两个爷爷


卷之二  小菏劲露尖尖角(零岁至十二岁)

第四章       奇异的第一次记忆

第五章       半片脚趾甲及插班生

第六章       书童牧童神童

第七章       杨茗芳老师拉了一把


卷之三  体育与读书几成平行线(初中时代)

第八章   初中一年级纪事

第九章   乒乓球队队长

第十章   一篇作文与升学考试


卷之四  风华正茂与风云岁月(高中时代)

第十一章   宣传委员

第十二章  “文革”风乍起与“起风雷”战斗小组

第十三章   在观礼台上见到伟人毛泽东主席

第十四章   串连衡阳、广州

第十五章   派性大撞击与毕业留言


卷之五  在教育界打了几个滚(1969·3——19 7 0·1 2)

第十六章    自信老辣却年龄最小的老师

第十七章    “全方位”

第十八章    拒绝读师范与应征入伍


卷之六  军营里的一介书生(1970·12——1979·10)

第十九章     过了一回作报告瘾

第二十章     柳暗花明

第二十一章   “炼狱”

第二十二章   “张松”

第二十三章   新闻报道与诗歌创作

第二十四章   “奖励”回乡结婚

第二十五章   一纸调令改变了一生的命运

第二十六章   “笔会”、“研讨班”及“其它”

第二十七章   在尧山壁老师指引下转业回地方


卷之七  娄星底星照耀下的闪光岁月(1979年10月——)

第二十八章   实现夙愿与死里逃生

第二十九章   莉莉与翀翀

第三十章     好助人为乐与不畏强凌弱

第三十一章   “人口”脱险与“蛇口”脱险

第三十二章   “圆梦”与团圆

第三十三章   痛悼大哥与二姐

第三十四章   创作上台阶

第三十五章   “户口”与“户口”

第三十六章   婉拒调动

第三十士章   阖家游北京

第三十八章   不破格照样要当副教授

第三十九章   车过大木岺

第四十章     哥哥我大胆地往前走


后记

附录·著作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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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庚华,1950年10月生,湖南邵东县石株桥乡人,本科毕业,作家,曲艺家,通俗文艺家,民间文艺家,评论家,诗人。1970年12月入伍,先后任解放军某团报道员,某师文化科文化干事,1979年10月转业至其时的娄底地区群众艺术馆工作,退休前系娄底市艺术馆业务副馆长、调研员、副研究员。创作涉及面较广,诗、曲艺、散文、报告文学、论文、评论、中长篇小说均有一定成果。





站主 | 2017-07-14 12:17
第一章 清俊贏弱的父亲
湘中偏西南部有个人杰地灵的县叫邵东县,一条足可以跑得马车的土路从县城出发,左盘右拐经过火厂坪,经过佘田桥,直奔两侧高山兀立的豁口庙。
豁口庙是“中乡” (旧称)盆地西北端的唯一通道。进入豁口庙三、四百米,依山势婉延而上的河流分化成三条小河。沿右侧河岸而上到达茶子山,沿左侧河岸而上至毛荷殿,溯中间河岸而上直达石珠桥。
石珠桥算得上中乡这片小天地里的一个重镇。左右两侧有两架海拔不高但高低起伏的山峦,象两条摇头摆尾拱肩耸背的巨龙直向石珠桥扑去。穿越石珠桥镇小河的河滩里,有一块重数十吨形似圆球的巨石,恰似一颗偌大的戏龙珠。千万年以来,两条龙都俯首伸颈冲向这巨大的石珠,两两对峙着都想将它据为己有,同时又都想不如就这样和平共处共同拥有。于是,欲夺又不想夺石珠的二龙这种似静又似动的姿态,便这样定格成了永恒;又于是,这河滩中拥有巨大戏龙珠的村镇便拥有了石珠桥的雅号。
石珠桥上方一公里处,有一座平卧得很神气的小山包,据说是石珠桥右侧那条黄龙头上的一个角。“龙角”的弯弯里静静地躺着一个不太大也不太小的村子,叫唐家湾。按说,唐家湾村里的人应当姓唐,可这个村子里所有的人青一色全部姓罗,找不到一户唐姓人氏。据考证,北宋末年,金人常常南下入侵中原。为躲避战乱,河南四川等地许多人便相邀结伴逃亡到湖广一带。一帮罗姓家族逃亡到中乡盘地这世外桃原之地,很快便赶鸭子似的将原先散居在这一带的人(多为少数民族)赶到了云南、贵州和湘西。这个唐家湾,原先居住的即为唐姓人,因为抵挡不住罗姓四川佬的争夺,只好弃地逃亡他处。唐姓人走了,罗姓人并没让“人一走茶就凉”,而是继续沿称这个村子的村名唐家湾。据说,罗氏先祖们保留这一村名,实在是用心良苦的英明之举:他们冀望以此激励后人象先祖那样精明强悍,开拓进取。
唐家湾上首(最东头)有四间两层楼的瓦房,一对年过三十的年轻夫妇,带着一个儿子三个女儿,正在新中国刚刚成立、农民翻身做了主人的新奇而怡悦的氛围里,热热闹闹甜甜美美地生活着。这个家庭的主人瘦瘦高高(约1·74米),略成国字型的脸庞轮廓分明,五官端正,举止温文尔雅。其时他带着十五六岁的长子,正很卖力气地参加如火如荼开展着的土地改革运动。
这个清俊瘦高的一家之主,就是我们罗氏家族好不容易才出现的一对“优秀生产者”中之一——我的父亲。1950年10月15日黄,几声婴儿哇哇的啼哭,宣告我父亲(当然更包括我母亲)生产的又一个儿子诞生了。这个毛茸茸啼哭不止的儿子就是我本人。

我父亲叫罗人和,又写作罗仁和。生于1917年农历12月16日,族名罗承休。这是个公认的大好人,小时是好少年,稍长是好青年,十九岁更升一级成为好父亲……可惜刚欲迈入好老年便因病仙辞而去,是时为1967年秋,年仅五十一岁。
父亲的父亲是位“生产能手”,我至今没弄清祖父一辈子生养了多少个儿女。`只知道带大成人的儿女当中,我父亲原本为老五,因为我父亲前面夭折了几个哥哥和姐姐,按祖父实际生的胎数排列,则排在了第九位。因此,我父亲到了四十岁以后,村人们都顺理成章尊称他为仁九爷,我的母亲也就沾“老九”的光,被村人们尊称为“仁九嫂”或“仁九娘”。
据说,我父亲小时候长得很清秀,不很爱说话,但很听大人的话。于是,便被从没生育过的叔父看中,软求硬磨硬要他的哥哥将这个乖侄儿过继给他做继子。我父亲的父亲碍于手足深情,最终还是忍痛割爱,将我的父亲过继给了他的胞弟。于是,我便除有个亲爷爷外,还有了个继爷爷。
继爷爷两口子生小孩不行,干农活和做家务却都是行家里手,而且特别勤劳,特别吃得苦。所谓有劳动就有报酬,继祖父两口子加上过继来的儿子一家三口的小日子,自然过得比一般村民要殷实一些,甚至还有余钱剩米送他们的继子——我的父亲读了四年私塾。那时是我国解放以后说的旧社会,绝大多数农家子弟根本读不起书,我父亲便成了院子里屈指可数的几个“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因为有几年私塾功底,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父亲才有“本钱”在农会、农业合作社当了好几年的“财贸大人”——会计。

有人说,人的名字关乎这个人一生的个性和命运。这话可能有些夸大其辞,但或许也并非全无道理。就说我父亲大名“人和”或“仁和”吧,长成后其个性和人际关系,竞与他的名字合拍得“严丝无缝”。不擅辞令,寡言少语,老实忠诚,纯朴善良,宽厚仁慈,胆怯怕事,谨小慎微……这些都是我父亲的个性特征。正因如斯,他一辈子从未跟人红过脸,从未跟人吵过嘴,从未得罪过任何人。一句话,人缘关系极佳,特别“仁慈”还特别“人和”。
我父亲的性格与处世为人方式,颇具矛盾的两重性。一方面,人前寡言少语,大有免除“言多必失”之虑;对人谦恭有加,除了疯子决不会对他张牙舞爪;遇事谨小慎微,借几个胆子也不敢胡作非为、招损惹祸。正所谓“老实人不吃大亏”,大可以确保自己和家庭平平静静、安安稳稳、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另一方面,社会太复杂,社会上的人并非全为老实人,投机钻营的,横行霸道的,两面三刀的,恃强凌弱的,阳奉阴违的……种种类类的人可能比老实人要多得许多许多。老实人和这么多的异类人杂揉相处,自然而然就不会少吃异类人明里暗里给予的苦头。同时,自古而今,人类的运动规律总是弱肉强食,弱者为民,强者为官为寇,象我父亲这种个性缺乏“尖角”和缺乏敢于与人争斗精神的人,注定一辈子只能是个老实本份,无所进取,无甚作为的山野村民。
我长成懂得时势和世事以后,对我父亲的个性和为人感到有点不以为然,特别是拿他同我从古书上看到过的英雄豪杰们一比较,觉得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因而老实说我小时候对我父亲并不十分崇拜。
但是,有一件事却让我看到了父亲威风八面的另一面。
事情是广这样的。
我家在解放初几年开了一家杂货店,一些人家缺钱便拿些家中藏书来换点油盐之类。几年下来,家里的一个老式大板柜,竟装满了各种书籍。我读小学三年级时,因为学习课本上那点东西游刃有余,于是专门利用早上和下午放学后放牛的机会,从书柜里翻出一本又一本线装书来阅读。其中有本专门说鬼讲狐的《聊斋》,不到十岁的我不知怎么对文言写就的这本书也囫囫囵囵看懂了许多。结果,这些女鬼呀,狐狸精呀什么的,便在脑子里和心底里潜伏下来,每每到了晚上便弄得我紧张兮兮的,唯恐自己遇上鬼怪妖狐。
一天入夜时分。冷月高挂,秋风习习。三姐提着小马灯,父亲牵着我放养的大水牛(我黄昏时放完牛从家门前经过时把牛拴在自家窗棂前),朝离家两百米远近的牛栏(牛圈)走去。
这天母亲患了感冒,带着最小的弟弟早早到里间卧室睡觉了。九岁的我和大弟及妹妹猫在黑灯瞎火的“灶屋”(客厅兼餐厅兼厨房)里各自静坐发呆。风从门、窗跃进来,使得屋子里寂静中显出几分躁动。我当时躺在靠门口的长凳上闭目养神,隐藏在心底里的鬼狐们趁机在这个时刻蠢蠢欲动起来,“动”得我越想越害怕,越害怕就越紧张,全身心恰象一个炸药桶,沾一点火花就会爆炸似的。恰在这时,朦朦胧胧中我发觉卧房门口闪现了一道宽宽的耀眼的白光,脑子里当即“嗡——”地一声暴响,感觉到有鬼怪驾着白光朝自己扑了过来。我惊惧得惊天动地连连惊叫着,没命般朝走出不远的父亲那儿奔过去。这段不长的距离,一边是小溪,一边是水塘,路面仅五六十公分宽,大白天正常行走还得小心别摔进池塘里去。我惊号着,狂奔着,既不知道拐弯,不太乍的小溪也奇迹般纵跳而过,一下子扑到了父亲的跟前。父亲不知是什么惊吓了我,赶紧放下牛绳,一把将我抱在怀里,连连失声呼叫:“崽呀,怎么啦?怎么啦?”
我在父亲的怀里依然浑身颤抖着,依然惊号不止。
后来,父亲从邻村请来一个叫“六矮子”的人,他一手端着一碗水,一手的细指胡乱地在碗的四周划着圈,嘴里念念有词念叨了好一阵,然后要我将水喝下去,说是可以镇住鬼怪。然而,这种我们乡下土话叫做“收张”的法术并不灵验,睡觉时,当我躺到父亲身边(我已经有好几年没跟父亲睡觉了),刚闭眼欲入睡过去,突然又惶恐地尖声惊叫起来。父亲怒不可遏拍床而起,在凉意逼人的秋夜里,赤着上身跳下床,冲进厨房取来一把菜刀,呼呼作响地在床前舞动了一阵,又在床柜上狠狠砍了几刀,那架势明明在向鬼怪叫板,同鬼怪厮杀。接下来,我条件反射似地间或又惊叫了三、四次,我父亲也就挥刀猛砍猛喝了三、四次。父亲毎次挥刀猛砍怒喝时,我在被窝里看着父亲的动作和身姿,好像看到了一个陌生的父亲。因为他从来没有这么威风八面过。我觉得这时的父亲跟关羽、赵子龙差不多英武勇猛。有这样的父亲在身边保护自己,还怕什么妖魔鬼怪呢!这么想着,我终于安然地入睡过去。
原来,为保护自己的儿子,瘦削胆小的父亲同样是英勇无畏的。父亲对儿子的爱,总是不顾一切的。父爱是人世间最伟大的爱。
第二天晚上,已经从极度惊吓中回过神来的我,坐在原地方朝先天晚上发觉白光的卧室门前望过去,看到卧房门边竖放着一根宽宽的竹扁担,月光从卧室的窗口斜着照在扁担上,形成了一道宽宽的耀眼的白光。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昨天晚上看到的那个“驾着白光”闪进屋来的“鬼怪”,原来就是这根竹扁担。

我父亲生来瘦削,体力不是很好,可他偏偏自不量力,一气呵成般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生下了十三、四个儿女。出天花、患重症夭折了五六个,仍有四男四女盘绕膝前。那个时候生产力极为低下,农作物收入甚微,几乎所有农民家生活都很贪困。我父亲要养活这么多儿女,尽管有非常能干的母亲帮衬,困难程度仍可想而知。记得我五岁那年,一天傍晚父亲突然被几个人用担架从位于大木岺山上的石灰厂抬了回来。为能给家里赚几个油盐钱(这时家里原来开办的食杂店早被国有制的合作社吞并了),父亲只好上离家两公里多的石灰厂去做工。石灰厂总是石灰漫天飞,又呛鼻,又刺眼,吸入口中对肺部危害极大。父亲在这做工不到三年,支气管炎症便加剧了。这天在高温下苦挣硬撑了一天之后,到黄昏时分终于晕倒在工地上……
自此以后,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经常咳嗽不止。
不能上石灰厂做工了,只好另谋生计,于是便与母亲一道,先是做些熬糖、蒸酒、做豆腐一类的买卖,后来又打席子卖。做些小生意赚得的血汗钱,既要供子女读书,还要购买生活必须品,日子维艰程度可想而知。
我上初中、高中时,父亲的身体越来越差,常常一边咳嗽,一边织席子,还常常点着灯加班到深夜。当时我虽然刚刚十余岁,但每每看到这一幕,心里总是酸涩涩的不是滋味。同时也就暗下决心,一定要读好书,学好本事,长大后能多赚些钱,让父母过几年好日子,享享清福。
可是,我可怜的父母并没等到这一天。当我十七岁还在读高中二年级时,父亲因病永远闭上了眼睛。时值1967年秋。
当时正搞“文化大革命”,那天我和几个同学到群力煤矿去串连(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们到机关、厂矿去鼓动群众造领导的反,称为串连)。晚上有个同学告诉我,我家打了电话来,说我父亲病危要我赶快回家。那时交通极不方便,第二天一早,我坐汽车到达佘田桥后,因再无汽车可乘,只好步行了四十多里路,到家时我可怜的父亲已经被抬上山埋葬了。我哭得昏天黑地,我这个父亲平日最宠爱的儿子,在他病逝时竟没能守在床前为他送终,我怎能不伤心欲绝,悲痛欲绝?这,可以说是我一生一世的一大憾事!
站主 | 2017-07-14 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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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主 | 2017-08-04 11:59
第二章 聪慧精明、仁慈刚强的母亲

1914年7月。某天。
衡阳县关帝庙乡黄田垄谢家老屋。
一个一米八几的魁伟男人,怀抱一个刚出生的女婴,奔过屋前的空坪,直朝村前的水塘奔去。
这是位二十几岁的美男子,生下一个女儿后,打定主意第二胎要生个男孩。哪知堂客肚里怀着的胎儿偏跟他唱反调,什么都发育全了就少一个小把把。这美男子看到堂客生下的婴儿少了个主要部件,二话不说抱起女婴就走。那时候农村里重男轻女思想特别严重也特别盛行,兼之以打长工谋生的美男子家境又特别贫困,因之他堂客知道自己的男人要干什么,嚎哭着从床上滚下来,扶着墙走出门,一边撕心裂肺又哭又喊。住在隔壁的这男子的堂弟闻声走出来,看到这情景什么都明白了,不要命般跑到池塘前,纵身跃下水塘,将堂兄刚刚扔进池塘的女婴抱了起来……
这女婴后来成为了我的母亲。

我母亲姓洪,大名善信,在她父亲我外公四男三女中排行老二。她年纪很少的时候便显得聪慧过人,还格外乖巧,很讨父母和姐弟们的喜欢。为此,她父亲我外公对她宠爱有加,心底里常常暗自庆幸当初没把这个好女儿溺死。
女儿再聪明,无奈家境太差,无力供她读书识字,只好让她在帮衬母亲操持家务中渐渐长大。到了十八、九岁该谈婚论嫁了,外公把这视作为这个乖女儿将功补过的好机会,亲自请人为女儿作大媒。我外婆罗氏是从我们唐家湾村嫁到衡阳洪氏家我外公为妻的。因为外公常上堂客的娘家唐家湾看望岳父母,附带看中了丈人家院子里一个瘦削但清俊的伢子;而且这伢子家里还薄有田产,伢子本人还念过几年私塾是个“小秀才”。于是,有父亲大人亲自运筹帷幄,我母亲的这桩婚事很快便拍板定音了。当然,外公相中的“小秀才”,就是我的父亲。
顺便说一句,外公要把最疼爱的女儿嫁到岳父同一个院子,心中还另有一个小九九:那就是让他与堂客跨越县境的异地婚姻后继有人,从而使这种姻亲关系一代又一代保持和延续下去。我小时候便常常埋怨说:外婆嫁给外公是个小错误,母亲嫁给我父亲是一个同样的小错误。因为,邵东县的石珠桥与衡阳县的关帝庙相距足有三十华里,且中间有高山阻隔,毎走一回都极为艰辛。一到每年春节,我们兄弟姐妹都怕被父母点兵点将“点”去给外公外婆拜年,而我稍长后恰恰是被“点”频率最高的一个。你想呀,三十华里的山路,让几岁十几岁的孩子走将起来,还能不腿发软,腰发酸!从这个角度来说,当年我对这两个“小错误”的埋怨不是很有道理么?

母亲嫁给我父亲,正好是性格互补的“天仙配”。父亲处事谨慎、软弱、太书生气;母亲则强硬、泼辣、决不受制于人;兼之格外精明,十分聪慧,遇事头脑清醒,对各类大大小小的事都能应付裕如,处理得有理有利有节,十分得体;还兼之较父亲大二岁,于是,母亲嫁给我父亲不久,就成为了我家事实上的一家之主。
母亲这个一家之主很难当,“内政外交”、“油盐柴米酱醋茶”、喂猪养鸡……大大小小的事务都得由她一手操持。最初几年她操作起来还能正常运转,因为家中有两亩多地(那时尚未解放),直到生下我大姐,一家五、六口人,一年四季还能吃饱喝足,不至于饿肚皮。继爷爷、父亲除了种田,间或还去祁东县城担点盐回来出售,也能赚点油盐钱。可惜好景不长,为国民党当差的伪保长眼馋继爷爷的两亩多地,置“独子不抽丁”的政策于不顾,硬要将我的父亲抽去当壮丁(去国民党部队当兵)。继爷爷当然不干,他不能对不住将爱子过继给自己的兄嫂,也决不能让自己好不容易抚养大的儿子去国民党部队当炮灰。于是同我父母一核计,咬咬牙卖掉了一亩多田,买了一个壮丁“顶替”我父亲,我父亲总算逃过了这一劫。“壮丁劫”是应付过去了,“生活劫”却接踵而来。因为地少粮少了,吃饭的人口却不断增加。我父母生小孩有个铁定的规律:毎两年一个,风吹不散雷打不动。间或还会在成活的两个孩子中间胎死或流产一个,如斯以来,就象僧多粥少一样,一家子生活越来越贫困。到1949年解放时止,父母已生过九胎(包括流产),除夭折外,尚有四个子女活蹦乱跳盘绕膝前要饭吃,要衣穿。而且,这些年间,继爷爷夫妇相继去世。因为我父亲是抚子,为养父母办丧事更不能马虎潦草,否则村人们难免说长道短。我父母都是明理人,且又都十分孝顺,给继爷爷、继奶奶办丧事都较为隆重,花费钱物数量和价值可想而知。可是,就是在这样的家境和遭遇的情况下,我家一年四季仍没有一餐未冒过炊烟,毎一个人都有粗衣布服遮体御寒。自然,这得归功于我的母亲,她实在是当家理财的奇才;归功于她把有限的钱物经过精确计算和精到计划;归功于她善于一点一滴地积累一点一滴的节约。知情的村人们对我母亲这种“奇才”佩服得五体投地,无不啧啧称奇赞不绝口。

自古至今,命运和际遇扼杀了许多优秀人才乃至于天才。
我母亲就是其中之一。
我敢断言,如果不是生不逢时,或者生在一个殷富之家,经过自初级而中级而高等教育的学习、深造之后,我母亲绝对可以在数学领域里很有一番作为。因为,她的数学感应力和理解力极强,计算才能高超到了惊人和超人的境界。早在解放初几年开办日杂商店时,深感其心算速度之快的顾客们,就封给她“神算子人九娘”的美名,而且传颂得很广,在我们石珠桥一带方圆十几里,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我母亲从未进过一天学堂,但几千几万几十万以内的加减及稍简单一点的乘除法,只要在她心里闪电般算一算,便会得出准确荅案,甚至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面两位数。我哥哥十七、八岁便开始在“高级社”、“人民公社”当会计,天天和算盘打交道,而且他的珠算能力极强,在我们中乡(旧称,后改为多个高级社,再改为四个人民公社,再改为四个乡)方圆几十里的圈子内,还是众多珠算快手中的佼佼者。可是,每每回到家里与母亲一道计算帐目时,一个用珠算,一个用心算,常常是心算者比珠算者还要快好几“拍”。由此,我母亲心算能力之强之快便可见一斑。
我母亲不仅心算快得出奇,更奇的是她从未下田干过农活,却对初级社、高级社、生产队每年能生产多少稻谷,挖多少红薯,打多少豆子等等了如指掌。每次分粮食,她事先就能说出我家能分得多少斤,随后叫子女拿相应的家什去装回来,每次都是八、九不离十,几乎没什么误差。这事说说并不复杂,但实际上绝不是轻而易举可以做到的事。这首先得对全队有多少田、多少土,亩产能收多少有个准确的估计,然后才可以算出总数;再然后,还必须对全队工分总数,以及每天有多少劳力出工,能收回多少粮食,再按全队多少人来分,每人可以分得多少…等等都了如指掌。这些环节环环相扣,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休想估算出个准确数来。可这事对我母亲却是轻而易举的小事一桩。可见,我母亲千真万确是个公认的数学“奇才”、“天才”!

个子不太高,约摸1·58米;脸稍
圆,五官端正而秀丽,看上去既文静温柔,又慈眉善目。这就是我母亲的外观形象。
实际上,我母亲的性格与外表并不十分“合拍”:坚强,刚烈,嫉恶如仇,敢作敢为,这些都是她的性格特征。
而且胆子特别大,大到许多男子汉很难望其项背。
这里试记两例。
1945年8月15日,日本在离邵东县不远的芷江县城举起白旗签下投降书后,一些被打散一时找不到部队的散兵游勇象丧家之犬四处逃窜。
这天,两个日本兵倒背着枪从石珠桥方向来到了唐家湾村前的大路上。这时,我母亲正在村前的水塘边用棒槌洗衣服,她看着两个日本兵径直奔进了我家在路边的瓜田菜田。这两个家伙肯定是饿坏了,每人摘下一个田瓜,用手胡乱揩一揩塞进嘴里就啃。紧接着,只见他们每人又从行军袋里抽出一个大袋子,勾下腰就忙忙碌碌摘辣椒和田瓜。
这丘瓜菜田可是我家的“菜篮子”,让他们摘走两大袋的话,一家子还吃什么?我母亲一看就急了,扔下衣服霍地站起来,手握棒槌奔向菜田,二话没说紧紧卡住一个日本兵正在摘菜的手。这个日本兵“哇”的一声尖叫,见是一位年近三十横眉怒目的女子,不由惊愕得瞠目结舌。旁边那位摘菜的日本兵也下意识停止了摘菜的动作,愕然得用瞧天外来客那样的目光,傻乎乎地注视着眼前这位不可思议的女人。
三个人就这样僵持着,僵持着,谁也没说话,谁也没做别的动作。好像电影里的定格镜头。
正在大院门口乘凉的几个大男人,瞧着这一幕不由惊吓得大汗淋漓,不约而同齐声冲远处高喊:“人九娘,快放手!人九娘,快回来!”
我母亲听到了村民们焦急的喊话声,但她依然用一只手死死卡住那日本兵的手,另一只手紧握棒槌,同时目光更为严厉和愤怒,完全是一幅拼命三郎的拼命架势。
或许是因为日本兵知道自己的军队已经缴械投降,深知自己的境遇今非昔比,在如丧家之犬的逃亡中,不得不有所收敛;也或许是完完全全被我母亲的气势震慑住了,总之,这两个日本兵互相对视一眼,嘴里嘀咕一声什么,便同时将袋里的瓜菜倒了出来,提着瘪瘪的袋子灰溜溜地继续朝上行方向走去…
我母亲只身勇斗两个日本兵的事,被几个目击者迅速传播开去,很快,方圆十余里都传遍了“人九娘威震日本兵”的故事。而且,传播中免不了要艺术加工和美化提高一番,于是,这故事越传越广,越传越神,我母亲很快便成了方圆数十里人们心目中的“孤胆女英雄”。
1949年阳历10月上旬,乘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东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将国民党残部白崇禧军团从衡阳、湘乡、双峯及衡宝路一带,追击堵截到了邵东县中乡境内。
中乡境内的石珠桥到耳石岺之间二十余里的地带,称为石珠桥片。一条从脚踏衡阳、祁东、邵东三县的三面山发源的小河,象谁用刀子划开一样,将一个不大也不规则的石珠桥片一分为二。河两岸是养活这两岸人的农田,一百多个大大小小的自然村落,在南北两面的山包前疏密无序地散布着。
说来颇有点喜剧色彩。这天下午,两股“黄压压”的人流,源源不断从中乡盘地西端的豁口庙和北面的堡面前涌进了中乡境内。好似谁发布过联合命令似的,到了黄昏时分,走在前面的白崇禧部队在石珠桥南侧十几个村子驻扎了下来,而在后边紧追不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则在北端的十几个村子里安营扎寨。两军隔河相对,最远的距离不足一千五百米,最近处仅三、四百米,几乎互相听得见对方的呼喝声。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这样一种剑拔弩张几乎是近在咫尺的紧张对峙中,整个晚上竟然没有听到一声枪响,而且几乎还同平时一样寂静与安然。
老实说,对上面说的和下面要说的,我当时其实一点也不知道。因为那时我连钻进娘肚子里睡懵懂觉的资格都还没有。后来经查阅有关资料,得知由林彪为司令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于1949年的9月份以摧枯拉朽之势,拟在衡宝路一带寻机歼灭国民党白崇禧部队。可是,解放军先头部队第45军135师在师长丁盛、政委韦祖珍的率领下,在双峯县的青树坪镇打了一场漂亮的追击战后,象脱缰的野马般孤军深入猛追猛插到了敌后的灵官殿、石珠桥一带,结果敌我都没想到,这一“插”竞“插”出了名震中外的“衡宝战役”。现在记述的我母亲孤身退敌的故事,正是这一历史背景和两军激烈鏖战前发生的一个小故事。闲话少说,言归正传。
第二天凌晨,南部各村落开始躁动起来。正处穷途末路急于退回广西的白崇禧部队,军纪军规早已没有了约束力,许多人趁天刚亮还未上路之前,开始大势搜括抢掠老百姓的财物。
为躲避国民党兵,先天晚上父母带着我一个哥哥和三个姐姐躲在自家屋后放红薯的地窖里。父母守在用一块一块木板由下而上放进滑槽的木门前,几乎一宵未合眼。清晨,母亲听到附近有人的吆喝声和鸡鸣狗吠声,急忙对父亲嘱咐几句,就由上而下一块一块取出几块木板,从上端迈步翻身走出红薯窖后,又一块一块将木板放进滑槽内,让整个门看上去依然原封未动过。然后,她迅疾走进卧室,又从楼梯上到了楼上。我们家的衣服、粮食、及其它稍值钱的财物,大多存放在楼上,自然成了我母亲保护的重点。不一会儿,果然有四个国民党兵破门而入,穿过灶屋,扑进卧室,来到了上楼的楼梯前。出乎他们意料的是,他们沿着楼梯往上看,啊呀呀,一位妇女正分开八字腿,站在楼梯的顶端。那意思显而易见:阻止上楼!
四个国民党兵这一惊非同小可,一时竟不知是冲上楼去,还是撒腿往回跑,只是呆呆地站在当地,八只眼同时露出惊异和凶恶的目光,仰头逼视着我的母亲。我母亲威风凛凛居高临下,对着四个国民党兵四条枪,毫不畏惧地岔开“八字腿”,象铁塔一样巍然不动,没有一点闪避和退却的意思。
双方一时僵持住了。
时间我行我素踏着惯常的步履不紧不慢地溜走,屋内的空气却格外紧张,似乎擦一根火柴即可点燃。
就我所知,旧社会的人讲男尊女卑,男人最怕女人站到自己的头上。据说,男人如果在女人的胯下站过或走过,肯定会踫上倒霉事。大概是基于这一原因,兼之解放军就在几百米开外,这四个国民党兵互相交换一下眼色,终于不甘情愿地挪动了脚步,齐唰唰向后车转身,走出了我家的大门。
我不想无原则地夸饰我的母亲,但是象这样英勇无畏、临危不惧的女子,难道不是在古今中外的妇女群体甚至也包括男人群体中,都可以说是凤毛麟角,普天下难得有多少个多少个的吗!
为了丈夫,为了儿女,为了家庭,敢于与凶恶和残暴面对面,甘冒有可能丢掉生命的危险,这就是我的母亲,一个十分平凡又十分伟大的母亲!十分伟大的母亲!
末了,似还当画蛇添足补记几句:也就在我母亲孤身退敌的第二天,解放军四野和白崇禧的所谓“钢七军”,在祁东县的黄土铺附近的七星岺展开了你死我活的大决战……此役,打掉了“钢七军”的军部指挥机关,全歼了桂系四个军,生俘了副军长、参谋长等将官8名,夺取了衡宝战役的最终和全面胜利。

尽管我母亲十分坚强刚毅,英勇无畏,但最终却没斗得过不声不响、无影无踪的疾病。
我父亲或许祖传有支气管炎症。那时候医术差医疗条件很差,兼之家庭经济拮据无钱治病,后来发展成了肺结核。同父亲感情甚笃的母亲,在父亲重病期间又形影不离地照顾他,结果无可避免地传染上了肺病。
提起患病的母亲和母亲患病期间的一些往事,我至今鼻孔发酸,心海里忍不住有泪泉在奔流涌动。父亲去世后,大哥早已成家,大姐、二姐早已出嫁,我可怜的母亲带着三姐、我、两个弟弟及一个妹妹过日子。其时,三姐二十不到,十六、七岁的我正在学校读高中,三个弟妹都才十来岁十几郎当岁。这样一个六口之家,靠一个身患重病的母亲来苦苦支撑,那种窘境和苦楚可想而知。而最令我难过和痛心的是,家中根本找不出钱来为母亲治病。1969年3月,我当上民办教师后,每月有五大元的生活补贴,偶尔可以买一、二两猪肝给母亲吃,这便成了我母亲最奢侈的享受,而要我弄“巨额资金”为母亲治病,那无异是比登天还难的难事呢。
1970年3月份后,在病中一直坚强地操持家务的母亲,终于再也没有了与病魔争斗的力气,无可奈何地卧床不起了。我一个二十来岁刚成年的“小男子汉”,目睹着病重的母亲束手无策,心里常痛得有如有猫在抓在挠。六月的一天,我强忍着泪珠对母亲说:“娘啊,我明天去把栏里的猪仔卖了,用担架抬着你去灵官殿医院治病吧!”母亲望着我,痛苦但坚决地地点了点头。这时她已经没有多少说话的力气了,仅这一点头,即足以证明母亲有着强烈的求生愿望。这,或许正是所有人的共性和本能。
可是,第二天我找来担架,请来两位叔叔准备送母亲去治病时,她却艰难地摇了摇头,断断续续气若游丝对我说:“儿啊,算了,我……我怕……死……死在……路上!”
果然,没过几天,我敬爱的伟大的母亲便与世长辞了。当时,只有我坐在床前的凳子上,眼睁睁望着可怜的母亲一点一点地落下最后一口气。直至今天每每回忆起母亲去世的全过程,那种痛苦和凄惨令我至今心酸心痛,但唯有自己守在床前为母亲送了终,倒使我稍稍有点宽慰。
我可怜的母亲劳累一生,含辛如苦带大八个子女,没有享过子女们回报给她的一天的清福,最终被贫困和病魔夺走了五十七岁的生命。
我诅咒:贫困和疾病该永远下地狱!
聂玉文 新浪文文博客可见 | 2020-08-09 06:27
点赞辉煌人生!庚华好友!现居何处?我是聂玉文,现居长沙开福区省广电。祝健康吉祥!
站主 | 2020-08-17 14:04
代庚华叔回复聂玉文:请加我微信号:L13786800805,现住娄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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